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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黄岩党组织在黄岩政工队的活动

2019-02-21 17:31

1937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一方面面对日寇的不断入侵,另一方面又受到中统系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黄埔系的省保安处的牵制,急需培植政治骨干,掌握军事实力,以稳固他的地位。因此,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参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对浙江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黄岩各级组织十分重视抗日统战工作的开展,与国民党政府积极配合,争取国民党黄岩地方上层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从而在黄岩形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8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过《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5月,黄岩县政工队成立,编制定额48人。县长蔡竹屏公开招考部分队员。中共黄岩县委决定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指派党员周思远、陈庭槐、陈依法、林卓和进步教师陈伦、陈禔前去报考,结果全部被录取。政工队成立后,县长自兼队长,亲揽大权,内部设副队长一人,干事三人,由队员选举产生。结果,周思远当选副队长,陈伦、陈禔为干事。随后,黄岩党组织秘密成立政工队党支部,周思远任书记。

接着,

政工队分为三个区队,由干事兼任区队长,下乡流动宣传。政工队深入农村,足迹遍及山乡僻地,运用各种方式,对群众宣传当前的严重局势和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发日寇残害人民的暴行和汉奸卖国的罪恶,批驳“恐日病”和“抗战亡国”论,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新形势,以及《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中关于动员民众,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政工队员的热心宣传,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唤醒了一些不关心国事的群众,使他们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激发了爱国热情,把抗日救亡


运动推向前进。


政工队规定每次下乡宣传,一个月回县集中,举行工作讨论会,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布置下次下乡任务。到7月间,县长蔡竹屏辞职离任,政工队无人负责,集中在北门外园艺场队部待命,陈庭槐、陈依法调出。这时,个别原国民党行政干部训练班来的队员夜间私出赌博,被队部除名。他们纠集原干训班的队员向县政府告状无果后,干训班来的队员大批离队,留下的队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队伍得到纯洁。




黄岩政工队在上郑村小学校墙上写的标语

8月,新县长张宝琛接事,宣布不兼任政工队长,授权副队长负责补充缺额,进行整顿。共产党乘机又调进一批党员,并发动小学教师、知识青年参加政工队。周思远被选为队长,陈植槐为副队长,补选林卓、徐德洪、梁英华为干事。重建政工队党支部,林卓任支部书记,由黄岩县委直接领导。这样,政工队领导全为共产党员,队内经常有党员一二十人,政工队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初,国共合作形势较好,黄岩政工队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发展群众组织,政工队改变了过去流动宣传的工作方式,分区队常驻中心区乡,划分若干小组,每个组负责几个乡,举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时事讲座及组织歌咏队等。这样,可以不经过国民党县党部的批准,就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政工队的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并从中发展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金清地区,还吸收一批知识青年组织义务政工队,再由他们带动一批青年店员和小商贩,成立了商业义勇队,扩大了群众基础,对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打击奸商漏海资敌,都起了重要作用。

政工队积极支持下层群众与地方反动势力作斗争。在路桥区桐屿乡,政工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召开保民大会对当地作恶多端的女保长揭发斗争,打击了她的威风,群众扬眉吐气。针对乡镇长、保长利用征兵机会,勾结地主豪绅受贿作弊,乱拉壮丁,敲诈勒索现象,政工队广泛宣传“严惩兵役舞弊”的禁令,鼓励受害群众大胆检举乡镇长、保长的不法行为,随时报告县政府予以查处。

政工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条件。1939年初,温岭县政工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被迫离队。通过党组织的关系,党员林至大和知识青年梁宣美、叶铁珊等转到黄岩政工队。5月,台属特委在黄岩城内召开扩大会议,有几个代表就在政工队里住宿,散会临走时,由政工队发给他们通行证。这年夏,台属特委妇女委员王琳芳也挂着黄岩政工队员的名义隐蔽开展党的工作。

政工队成立后,就处于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中。政工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与县政府建立了统战关系,抵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分裂倒退的迭次进攻。由于黄绍竑与浙江省党部有很深的矛盾,黄岩政工队完全由县长包办,国民党黄岩县党部无法插手,引起了他们的忌恨。政工队利用合法地位,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活动,冲破了县党部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更使他们怀恨在心。县党部安插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会计借口抗卫费收不起来,扣住政工队员的生活费,企图阻挠政工队的活动。政工队直接交涉无效,最后由县长出面过问,才予解决。1938年10月,政工队直属县政府政工室,与县政府建立了进一步的统战关系,获得县长张宝琛的支持。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1939年6月,国民党黄岩县党部书记长卢奇琰公开发出反共叫嚣,并向省党部指控黄岩政工队长是异党分子,政工队为异党操纵。由于台州专区政工室主任担保,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陆京士、第三战区军风纪巡察团委员张强,先后来黄岩追查政工队的异党活动。中共黄岩县委沉着应付,最后均化险为夷。

1940年1月,徐用任黄岩县长,不再干预政工队工作,中共政工队支部运用统战手段,与新一届国民党县政府继续保持较好的关系。这年上半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迫害。上级党组织指示:今后政工队要灰色隐蔽,保住阵地,以待时机。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政工队采取了不暴露、不刺激的工作方法,停止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宣传。除了继续在各地办民校、识字班,扩大群众基础外,政工队积极巩固与县政府的统战关系,争取支持。凡是县政府委办的事,如审查全县壮丁免缓役、监督应征壮丁抽签、指导国民月会等事务,都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于县党部,也采取灵活的态度,邀请县党部委员郑蕴三到政工队讲话,表示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以缓和与县党部紧张关系。

在反共逆流中,黄绍竑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软弱动摇。全省政工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县不断传来政工队被攻击、受摧残的消息。1940年6月,省政府下令解散全省政工队,由三青团接收,改编为青年服务队。此时,中共黄岩县委决定,政工队内的党员不参加三青团的所属组织,对非党员也尽可能动员他们不参加。因此,不等三青团来接收,大批政工队员已自动离队,只有一个由县政府安插进来的三青团员和其他三个落后队员参加了青年服务队。此后,党组织通过县政府的关系,把大多数政工队员安排当小学教师或校长,转移到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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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一方面面对日寇的不断入侵,另一方面又受到中统系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黄埔系的省保安处的牵制,急需培植政治骨干,掌握军事实力,以稳固他的地位。因此,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参照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对浙江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黄岩各级组织十分重视抗日统战工作的开展,与国民党政府积极配合,争取国民党黄岩地方上层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从而在黄岩形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8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过《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5月,黄岩县政工队成立,编制定额48人。县长蔡竹屏公开招考部分队员。中共黄岩县委决定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指派党员周思远、陈庭槐、陈依法、林卓和进步教师陈伦、陈禔前去报考,结果全部被录取。政工队成立后,县长自兼队长,亲揽大权,内部设副队长一人,干事三人,由队员选举产生。结果,周思远当选副队长,陈伦、陈禔为干事。随后,黄岩党组织秘密成立政工队党支部,周思远任书记。

接着,

政工队分为三个区队,由干事兼任区队长,下乡流动宣传。政工队深入农村,足迹遍及山乡僻地,运用各种方式,对群众宣传当前的严重局势和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发日寇残害人民的暴行和汉奸卖国的罪恶,批驳“恐日病”和“抗战亡国”论,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新形势,以及《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中关于动员民众,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政工队员的热心宣传,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唤醒了一些不关心国事的群众,使他们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激发了爱国热情,把抗日救亡


运动推向前进。


政工队规定每次下乡宣传,一个月回县集中,举行工作讨论会,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布置下次下乡任务。到7月间,县长蔡竹屏辞职离任,政工队无人负责,集中在北门外园艺场队部待命,陈庭槐、陈依法调出。这时,个别原国民党行政干部训练班来的队员夜间私出赌博,被队部除名。他们纠集原干训班的队员向县政府告状无果后,干训班来的队员大批离队,留下的队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队伍得到纯洁。




黄岩政工队在上郑村小学校墙上写的标语

8月,新县长张宝琛接事,宣布不兼任政工队长,授权副队长负责补充缺额,进行整顿。共产党乘机又调进一批党员,并发动小学教师、知识青年参加政工队。周思远被选为队长,陈植槐为副队长,补选林卓、徐德洪、梁英华为干事。重建政工队党支部,林卓任支部书记,由黄岩县委直接领导。这样,政工队领导全为共产党员,队内经常有党员一二十人,政工队完全控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初,国共合作形势较好,黄岩政工队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发展群众组织,政工队改变了过去流动宣传的工作方式,分区队常驻中心区乡,划分若干小组,每个组负责几个乡,举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时事讲座及组织歌咏队等。这样,可以不经过国民党县党部的批准,就把群众组织起来,在政工队的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并从中发展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金清地区,还吸收一批知识青年组织义务政工队,再由他们带动一批青年店员和小商贩,成立了商业义勇队,扩大了群众基础,对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打击奸商漏海资敌,都起了重要作用。

政工队积极支持下层群众与地方反动势力作斗争。在路桥区桐屿乡,政工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召开保民大会对当地作恶多端的女保长揭发斗争,打击了她的威风,群众扬眉吐气。针对乡镇长、保长利用征兵机会,勾结地主豪绅受贿作弊,乱拉壮丁,敲诈勒索现象,政工队广泛宣传“严惩兵役舞弊”的禁令,鼓励受害群众大胆检举乡镇长、保长的不法行为,随时报告县政府予以查处。

政工队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条件。1939年初,温岭县政工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被迫离队。通过党组织的关系,党员林至大和知识青年梁宣美、叶铁珊等转到黄岩政工队。5月,台属特委在黄岩城内召开扩大会议,有几个代表就在政工队里住宿,散会临走时,由政工队发给他们通行证。这年夏,台属特委妇女委员王琳芳也挂着黄岩政工队员的名义隐蔽开展党的工作。

政工队成立后,就处于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中。政工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与县政府建立了统战关系,抵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分裂倒退的迭次进攻。由于黄绍竑与浙江省党部有很深的矛盾,黄岩政工队完全由县长包办,国民党黄岩县党部无法插手,引起了他们的忌恨。政工队利用合法地位,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活动,冲破了县党部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更使他们怀恨在心。县党部安插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会计借口抗卫费收不起来,扣住政工队员的生活费,企图阻挠政工队的活动。政工队直接交涉无效,最后由县长出面过问,才予解决。1938年10月,政工队直属县政府政工室,与县政府建立了进一步的统战关系,获得县长张宝琛的支持。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1939年6月,国民党黄岩县党部书记长卢奇琰公开发出反共叫嚣,并向省党部指控黄岩政工队长是异党分子,政工队为异党操纵。由于台州专区政工室主任担保,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务头子陆京士、第三战区军风纪巡察团委员张强,先后来黄岩追查政工队的异党活动。中共黄岩县委沉着应付,最后均化险为夷。

1940年1月,徐用任黄岩县长,不再干预政工队工作,中共政工队支部运用统战手段,与新一届国民党县政府继续保持较好的关系。这年上半年,国民党加强了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迫害。上级党组织指示:今后政工队要灰色隐蔽,保住阵地,以待时机。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政工队采取了不暴露、不刺激的工作方法,停止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宣传。除了继续在各地办民校、识字班,扩大群众基础外,政工队积极巩固与县政府的统战关系,争取支持。凡是县政府委办的事,如审查全县壮丁免缓役、监督应征壮丁抽签、指导国民月会等事务,都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于县党部,也采取灵活的态度,邀请县党部委员郑蕴三到政工队讲话,表示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以缓和与县党部紧张关系。

在反共逆流中,黄绍竑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软弱动摇。全省政工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各县不断传来政工队被攻击、受摧残的消息。1940年6月,省政府下令解散全省政工队,由三青团接收,改编为青年服务队。此时,中共黄岩县委决定,政工队内的党员不参加三青团的所属组织,对非党员也尽可能动员他们不参加。因此,不等三青团来接收,大批政工队员已自动离队,只有一个由县政府安插进来的三青团员和其他三个落后队员参加了青年服务队。此后,党组织通过县政府的关系,把大多数政工队员安排当小学教师或校长,转移到新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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